5月29日，广东召开全省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简称“双转移”）工作会议。所谓“双转移”，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南方日报的评论称，推进“双转移”，这是广东历时近半年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学习讨论活动所催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破解广东科学发展系列难题的突破口，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能否顺利地推进“双转移”，是一场事关广东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是广东能否争当全国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关键所在。

    笔者理解，“双转移”的核心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常住人口，使广东在GDP、城乡居民收入的人均水平上一个新台阶，解决困扰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建设优美的人居环境。

    这是广东省的大思路，也是深圳一贯的思路。深圳正努力建造高科技、区域性金融中心、物流枢纽、滨海旅游以及文化生态城市。

    笔者不研究经济，但觉得媒体反应纷纭。要落实省里的政策恐怕要面对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是认识问题，也是操作上的问题。

    第一、提高人口素质和善待外来人口。

    深圳人口密度太大，达到极限已经广为媒体报道。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近日表示，目前深圳的人口素质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常住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只占14.26%，低人口素质、低端产业、低端消费相互存在，已经不适应高端产业发展的要求，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此外，深圳的人口密度已经很高，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深圳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已经达到4412人，远远高于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的人口承载力已经达到极限。（5月22日《南方日报》）

    从深圳发展来看，转移劳动密集型人口非常重要。但转移这些人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深圳的城中村容纳900万人之众。这就是说，目前深圳已经为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口创造了生存条件。在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活圈，各种服务应有尽有，相对便宜。不少人在这种环境中已经居住了多年，已经开始向当地政府提出公共服务诉求。远的不说，10年前到宝安、龙岗山坡上养猪的人，当政府拆除违章建筑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很委屈。

    这一问题，从我们的邻居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明。据媒体报道，在东莞市日前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中提出，东莞将提高出租屋的租住和经营成本，“让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以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这被视为东莞对低素质劳动人口的不欢迎甚至是驱逐，引起了网上的讨论。有网站评论说：在禁摩托车、禁电动自行车和禁养猪后，东莞开始撵人了。还有评论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1000万的外来人口成就了东莞今日的发展与繁荣。在东莞，外来人口被称为“新莞人”。但这些曾为东莞的发展出力流汗的新莞人，如今却成为被“撵”的对象。

    网站、网民对东莞的关注和评价，可以使深圳提前思考这个问题。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人口是不能分“高素质”、“低素质”的。深圳的相应政策应该避免这种表述，在操作上也一样。或许，深圳居住证的出台，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

    第二、产业转业和“产业空心化”

      南方都市报已经不止一次报道珠三角企业外迁的问题了，每次报道，政府官员的反应都有点含混。一方面是不喜欢媒体这种说法，同时也坚定地认为深圳必须产业升级。

    这种态度可能反映了城市竞争力的问题。企业外迁，特别是“大举外迁”，给人一种“抛弃”的感觉。人们会问，是不是这里的投资环境出了问题了？在解放思想讨论中，有人就以“外迁”来证明深圳特区不“特”。为了提高竞争力，深圳正在修订最低工资标准。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悖论：在真正的好“鸟”来之前，我们就把笼子腾出来了，万一没有这些“鸟”呢？但是如果没有把笼子腾出来，不把环境营造得更好，不把运营成本降下来，好“鸟”怎么会来？

    更猛的说法是警惕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香港大规模进行制造业转移，到了1998年金融风暴，使倚靠金融服务业的香港遭受重创，中产阶级纷纷破产。深圳是不是也要警惕这种可能。

　目前深圳市政府似乎应在打造“总部经济”方面花功夫。出于成本考虑而外迁的企业，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该走的就让他们走，有的污染企业还应主动送他们走。但应形成一个政策氛围，使在外地建立产品生产基地的企业，把结算、物流、研发中心等核心部门留在深圳。

  凭什么让总部留在深圳？凭什么让高端人才留在深圳。根本的还是要形成深圳的核心城市文化。让大家觉得这里有全国最时尚的生活方式，让大家觉得住在深圳就是与众不同、值得骄傲。而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