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留守儿童（3）：时代之“痛”

在充斥着各种数据、来自各个层面的留守儿童调查报告中，多是简单的问卷与局部扫描，全面而严谨的研究付之阙如。在媒体已有的报道中，极端的负面个案与戴红花的榜样少年让想要理性认清问题现状的人们，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在主流人群对边缘故事的讲述方式中进行信息的甄别与还原。

广安市邻水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庆荣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县留守儿童由于短期或长期失去直接监护人，形成了“隔代教育”、“委托照顾”“自我监护”等现象。心理健康比较差、学习成绩不理想、行为习惯不够好、安全保障不得力等成为“留守儿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我们调查的实例归纳来看，留守儿童父母一般在外省务工，常年在外奔波，与子女联系较少，对孩子的成长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指导，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关爱，而留守儿童处在情感、性格变化的重要时期，一部分“留守儿童”性格柔弱，胆小怕事，不爱交往，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另外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性格暴躁、叛逆，经常与同学闹小矛盾，爱打架，与社会不良青年交往，对临时监护人、教师有抵触情绪。

同时，外出打工父母对子女的总体期望值不高，他们认为，农村孩子学业有成的机率不高，对孩子的学习缺乏硬性约束，将孩子的学业定位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上，将孩子的前途定位在外出打工上。

多数留守儿童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等祖辈生活在一起，作为一个特殊的监护群体，这些老人普遍年龄大，身体差，特别文盲水平较低，不但在学习上无法给留守儿童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和辅导，而且由于年龄相差大，与留守儿童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再加之还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田间农活，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有的留守孩子受父母在外打工的影响，一心想外出打工挣钱，产生厌学情绪，学习缺乏热情，不求上进，成绩普遍较差。

在村民眼里，十几岁的孩子已经能帮着父母做很多事了。然而，外出打工者的这一代孩子却与他们的父母那一辈完全不同。对农活他们基本上是不懂，也从不过问。他们很多人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只能在工厂流水线上做工，或者是在城里卖卖菜、拣个垃圾、扫扫地，“能有什么出息”。他们会经常跟父母吵架，他们确信自己将来会比父母强，虽然并不清楚怎么强。

　　初中像是个分水岭，留下的和离开的，选择读书的和选择混的，在这群孩子中异常明显。父母们通常有两种选择：相信读书无用论的，会把孩子带到城市去打工，他们最直接的依据是，“如今读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何况，读书的费用他们根本无力负担，孩子的成绩也丝毫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可能。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则会不遗余力地供孩子读书，尽管，他们会不断被村民好心地提醒，这样供下去很傻。

2008年大年三十，在南充市蓬安县锦屏镇一个小村里，我们遇见了一位笃信佛教朱宏君老先生。当谈到留守儿童的问题时，他不无担忧地说：“这一代人外出打工，如果耽误了下一代孩子的教育，那么挣钱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六十多岁的朱先生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父母还都执著地相信，要跳出农门必须上大学，可是，现在的父母不同了。随着大学不断扩招，毕业生多了但是专业与市场需求的差距却很大，大学生一样没出路。一代人的教训，让村民们很快改变观念，前两年，锦屏镇中学的孩子，每年升入高中的比例不到50%。

像朱先生这样见识的人在农村并不是绝无仅有。年初一，在我们居住的小村的山坡高顶上一家农舍前，一位普通的林姓农家妇女以最直接的语言谈到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她说：“农村本来就条件差，我们的孩子在同等条件下当然比不过那些城市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对农村孩子照顾一些分数？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可以读到高中毕业。否则，我们永远不如城市人。”

这位农家妇女的话与社会学者胡鞍钢先生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胡先生提出要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适当提高年轻人群的入学比例。但事实上，要想真正落实起来，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学校的“高门槛”现状??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机制要理顺。

最近几年，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城里的学校没什么动静，倒是农村学校积极响应，老师们不布置作业，不考试，反正乐得轻松。在这样的学校，很多孩子读完初中，就跟着父母去城里打工了。初中的3年，则是他们像荒草一样迅速长大的3年，而且，没有人为他们守护生长的原野和纯净的空气。

　　朱先生说，由于政府的重视，这两年，锦屏镇凋敝的教育开始复苏。可是，在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之间选择，村民们依据的仍然是成本与回报的对比。读书的前途依然让人们无法充满信心时，教育的凋敝会持续不断。

　　这些孩子的命运在社会的变迁中脆弱不堪。在已经成型的制度设计面前，他们只能用忍耐和顺从对待命运的安排。唯一值得乐观的：这是一个制度设计正在迅速变迁的时代，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终于转移到他们身边的时代。但没有人知道，制度的变迁能否赶上一代人成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