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留守儿童（1）：时代的“孤儿”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为了改变自身命运追求更好生活涌入城市。为我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的同时，也实现了他们渴望富裕的梦想，然而，然而，受到体制性因素等的制约，他们的孩子被留在乡下，终于在本世纪初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至少已经忽视了一代人的成长。

在四川广安、南充走访，所到之处，看见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俗称“6199”部队（儿童、老人）。我们不仅惊讶于留守孩儿的现状，同样惊讶于这一群体背后更为广大的整个农村儿童教育的困境甚至农村发展的困境。

新世纪兴起的新一轮农村建设，是否会让这些孩子原本平淡的生活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在时代的转型中，他们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攀升的过程注定艰辛而脆弱，那些普通而大量存在的留守儿童的命运在我们关注的视野里模糊而坎坷。农民的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的自由，但是，在相对不富裕与制度的夹缝之下，这种自由的质量体现在哪里？

　　芝艳，一个人的黑夜

　　这个孩子是我们去广安武胜县全国第一个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家的路上偶而遇见的。

　　芝艳看起来瘦弱胆小，只有城里孩子八九岁的样子，她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爸爸在他一岁多时就去深圳打工了。她两岁的时候，妈妈改嫁了，现在她和爷爷住在一起。

父亲好多年都没有回家了。平时家里只有芝艳和年老的爷爷在一起。他们的田自己种不了，就只有给叔叔种，收稻米时一家一半。能够送到芝艳家中的稻米有300多斤。她家喂了两只猪，已经有70多公斤了，正在等待新学期的时候把猪卖了缴学费。如果实在不够，就只有去借，如果借的是叔叔的就不用还了，他们饭不够吃时就到叔叔家去吃。

爷爷87岁了，耳背得很，他们爷孙俩基本无法交流。

　　“我看到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伤心。有时候我在家觉得害怕，就和隔壁家的女孩一起睡，有时候还梦见我爸爸，还有我的同学。”芝艳好不容易说出了上面这番话，眼睛又垂了下来，不再搭理我们。

山坡的对面，农田与池塘交映，再往前走几里路，就是美丽而清澈的嘉陵江，水光山色中的小村风景如画。

　　李叶，慢慢坚强起来

　　李叶，三年级，12岁，家住南充市蓬安县锦屏镇二村，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她开始寄住在舅舅家，但从舅舅家到学校有很远的一段路。舅舅家没有女孩，怕她孤单，就把她转到伯伯家来，她在伯伯家呆了快一年了。

　　李叶的父母外出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回来一次，在家呆上几天就走了，最多在家呆一周。他们在广州搞装修，也不知道每月能挣多少钱。对李叶来说，父母挣钱了自己就有新衣裳穿。李叶平时很想念爸爸妈妈，在记者采访她之前，她刚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还没说话就哭了，后来她才慢慢坚强起来，不哭了。

　　李叶的伯伯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担，在他的名下只有一个人的田，好的时候一年能收800多斤稻米，不好的时候有可能一颗都收不进家，他们租了别人家的5亩田种，收益对半分，每年能够收入2800斤左右；还要养鸡、猪，这些都要拿出去卖，增加一点收入。他还有一个男孩，已经外出打工去了，自己的女孩在读初中。

　　伯伯说，他会尽量照顾好这个孩子，即使李叶的父母不寄钱来，只要她好好读书，他会一直照顾她的。

像芝艳和李叶这样的孩子在农村还有很多。

留守儿童是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松动的一群“制度性孤儿”。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到城里打拼挣钱，争取或获得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在城市里或自身难保，或无立锥之地，无法将他们的子女带进城市里、留在自己的身边。同时，为了生活或生存，他们不能够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工作，不能轻易地离开城市，就是在这种带不出与回不去的双重矛盾中，留守儿童虽然有父母，但是他们依然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