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许霆案已经很久了，时常也有学生、同事、朋友等与我交流对该案的看法，迄今为止，我都只是口头上谈谈看法，一直没有用文字来加以表述，一则水平有限，二则怕被扣上参与“舆论审判”的帽子。但是，连著名学者、高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参与本案的讨论，而我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人微言轻，于是，在重审结果出来后，还是忍不住掺和进来写几行字。

    许霆案原一审审判时，法律人依其惯性思维将许霆恶性取款认定为盗窃罪后，很自然地就将ATM机推定为金融机构，依据司法解释，17万多元早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因此，许霆的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而许霆又没有自首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处以无期徒刑，已经属于最轻的了。法律人一步一步的推理看起来无懈可击，哪知道判决甫一作出，媒体和民众的反应那么强烈，案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周老虎”，质疑声、喊冤声一浪复一浪，连广州两会、广东两会、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也加入质疑队伍。这局面确实够尴尬的。

    现重审一审判决结果在“愚人节”的前一天问世了，案件性质还是定为盗窃罪，还是定盗窃金融机构，量刑从无期徒刑降至有期徒刑5年。“愚人节”那一天，有人说，这一判决结果是法律的胜利，也有人说，这是民意的胜利，似乎皆大欢喜。我则说，这些所谓的“胜利说”只适合在“愚人节”说说而已。

    许霆案重审判决仍然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其一，许霆的上诉权实质上几乎被剥夺。在案件性质未作改变的情况下，刑期降至5年，是动用《刑法》第63条第2款进行“灵活纠偏”的结果。《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特殊减轻制度，依程序须逐级上报经最高法院核准。事实上，许霆案重审的一审判决，如广州中院在宣判中所述：“经最高法院批准，遂作出上述判决。”既然已经最高法院批准，许霆的上诉权就徒有虚名了，实质上，上不上诉已无多大区别，二审将流于形式，这有悖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原则。当然，重审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也不能绝对排除，若这种万分之一的可能一出现，广东省高院不仅要否定自己以前的核准，同时也要否定最高法院的先前核准，那局面也特尴尬。

    其二，判决理由上无法自圆其说。许霆尽管是恶意取款，但他是在将自己合法的储蓄卡插入ATM，并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才从ATM取走钱款的，许霆的取款过程和取款手续在形式上没有不合法之处，法院为了将许霆的这种行为定性为“秘密窃取”，认为ATM机响应许霆的恶意取款指令，不代表金融机构的意思表示，而为了将该案定为盗窃金融机构，法院将又将ATM机认定为金融机构。同样是ATM机，怎么有时不是金融机构，有时又是金融机构？重审再次认定许霆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但又认为“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较轻”。要知道立法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规定为无期徒刑和死刑，就意味着只要属于这种情形，就应该属于社会危害性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怎么法院在阐述量刑理由时又变成了“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较轻”？

    其三，司法分歧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从无期徒刑改判5年有期徒刑，当然是司法对民意的一定回应，但从反响来看效果似乎不佳。起初，许霆案引发公众关注的是无期徒刑的刑期，但随着对案情的不断了解，围绕许霆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许霆案的定性问题上，即许霆的行为是否属于“秘密窃取”。无论是广大民众的朴素观念，还是许多学者的缜密论证，抑或是来自司法机关内部的不同声音，对该案定盗窃罪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如今的重审判决，案件定性问题没有丝毫改变，其说理性仍说不上充分，其裁判理由仍不能令人信服，媒体、网络等对重审判决的质疑较之原审判决，似乎更加激烈。随着刑期的降低，今后对该案的争议必将更加集中到案件的定性问题上。

    其四，民意还谈不上胜利。作为民意载体的媒体和网络，在付出被冠以“舆论审判”、“影响司法独立”帽子的代价后，没有改变导致原来那个能够判处许霆无期徒刑的原因，换来的仅是许霆刑期的改变，且仅限于许霆这一个案，云南“许霆”案仍然看不到改判的希望，立法的不完善仍然不完善着，司法解释还需再解释，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而媒体与舆论的关注，只是小概率事件，大众的关注度毕竟有限，期待不公正的事件都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毕竟是不现实的，借用一下电影《手机》里的“审美疲劳说”，公众也会出现“关注度疲劳”问题。一个个微观的正义实现，只能依托于宏观的制度正义。而这些制度问题不能得到最终解决，许霆案的改判就不可能取得“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双重效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