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实验：深圳的风险，国家的机会
全国两会期间，包括香港、重庆、深圳、广州等多个地方共2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希望国家能够在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探索。而在此间，深圳市长许宗衡关于深圳早就在进行类似“大部制”改革的高调宣扬，也令这个目前正饱受政治发展相对滞后困扰的年轻特区，再一次成为全国、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深圳是否已经进行过类似“大部制”改革这样的探索？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问题，放在今天全国的大背景下已不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
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目前的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氛围，与30年前改革开放前夕的状况何其相似??路在何方？动力在哪里？解决主要矛盾的突破口何在？在此社会存在之下，人们的意识同样表现出不知所措的茫然。一切似乎都已停止，一切又似乎正在等待着某种特殊力量的孵化、催生、孕育。言论出现了多少年来未曾出现过的松过迹象。全国两会上的发言、建言大胆、直率，直陈时弊的委员、代表们成为媒体聚焦的首选对象。国家发改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全国性社保体系的重新规划和布局调整……如此等等，仿佛在在展现着某些指引向前发展的活力源泉所在。
坊间响起了“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年前所生的全国性特大雪灾，似乎也带有了某种象征性??历经30年所形成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被一个纯粹偶发性自然灾害证明，还是十分的脆弱不堪；而这种脆弱不堪，在其深层的积极意义上，被赋予暴露以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举步维艰，因而得到了全面的历史性提升。
是的，正如专家一再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再不实质性地启动，不仅积30多年而形成的发展动能无法继续保持下去，还将生发出新的更大的矛盾和风险??阶层撕裂、社会动荡、核心价值体系崩坏、生态全面毁坏……更积极的信号在于：这些振聋发聩的凄厉警告，已经有了十足充分的表达空间，日益为官员所认可，并且在有关决策中有所体现。
就在
有传言指：温总理参加广东代表团有关发言后，对汪洋大有肯定，而对某地领导稍带要政策的发言则稍有微词，透露出中央不欲再以“政策”这样一种“资源型”主题来鼓励地方竞争的思路。而同时推出的所谓“大部制”改革，亦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表达出同样的坚定决心，显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松绑的改革路向。
在绕了所有这些圈子之后，深圳许市长有关大部制改革的高调宣扬就颇堪玩味了??我以为这种宣扬绝非意在为深圳邀功，而在说明深圳事实上对事涉政改的有关改革存在着非常强烈的现实需求，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在为在未来必然到来的政改试验作着准备，就像为创业板的推出作好一切准备那样；只是因为深圳一直未获中央明确授命，因而在先前的所谓“行政三分”制改革中有所忌惮，没能在实践的层面获得实质性的推动。正如最近几天南都所报道的那样，如果2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获得中央批准，将来深圳受命进行政改试验必将迈出更大的步伐，政改之于深圳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恰如创业板之于深圳经济和产业调整，给人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深圳进行政改试验的可操作性几许？深圳自身的条件已无须多说??市民社会、移民城市、高科技水平、与港澳接邻、现实狭隘的特区功能空间等等，都为深圳进行政改实验准备了十足的理由。从政治话语的层面，上自中央，中至汪帅，重新启用深圳作为战略棋子的意图已透过多种信息传递出来??汪帅对深圳的重视我们都已感受到了。温总理对深圳是何种态度？也许可用既疑虑又期待来表达。疑虑者，因为深圳数年来鲜有值得推广全国的改革创新成功案例，这个年轻的城市已经因为现实的政治失语、日益严重的内地化倾向以及客观的“矛盾突显期”、发展理念深陷要政策等原因而变得缺乏改革气象，这样的平庸之态足以承担政改实验这样全新的国家使命吗？期待者，乃因为中国在新的政改实验中可堪启用的棋子，除了深圳之外委实不多。因此，对于深圳这样的棋子，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关键在于通过人事布局、功能提升、一国两制等现实的控制和治理手段，来为深圳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和氛围。
从2005年，温总理来深圳调研并明确深圳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到今次全国两会再一次表明，深圳特区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深圳的担子很重，全国、全世界在关注着深圳……如此等等的话语，难道还不够深圳的干部们领会吗？就如有坊间观察家所说，中央就差对深圳的屁上踢上一脚??话都说到这份上，干就是了，还顾虑什么？
然而站在深圳的角度，之所以在中央多次表达力挺时仍一再畏首畏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并且在改革创新举措上“半步”策略，以至于这几年实际上连半步也没有，实在是因为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改革创新，与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风险性大不相同！甚或也可以说，进行政改试验的风险是深圳自身的，尽管这是在为国家创造出新的机会收益。
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事实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早有一些可以数字化、可衡量的指标。然而，政治体制改革，除了风险之外，再无其他可以具体化的政绩指标。这正是“大部制”、“准大部制”、“行政三分”制难获推动的根本原因。
此外，也涉及到中央、省委对深圳究竟怎么用的问题。30多年的改革，带来了另一个不太好的副产品??现在的领导人似乎非常害怕失败，特别是深圳这样经过精心培育的种子，已然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旗帜，窗口务必形象、气质、水平俱佳，旗帜必须始终矗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树立的这面旗帜，除了精心呵护，似乎别无所用。
怕什么！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深圳特区嘛！19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即如当年特区刚刚建立的时候，才327平方公里嘛。我们就拿这小小的300多平方公里来作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创新实验：譬如在党的领域，中央或省委高干兼任深圳的书记，而在城市管理层面，包括市长、职能局长以至于各区区长等政府层面，可否延聘香港、澳门或境外其他先进城市的有关专家来充实？如果更大胆一些，可否放开政府层面的领导的生成形式，比如采用直选方式产生？（当然，鉴于只是政改实验，这种方式生成的领导只对深圳市民负责，而无需参加全国、全省的干部轮转和交流；将来整个国家都已形成类似的方式时，深圳的政府文官体系同样可以被延聘到国内其他地方）。境外有管理好深圳的能力吗？深圳人有管理好自己城市的能力吗？不用怕输不起。真的要失败了，国家也可从中发现经验教训，以为新的实验提供镜鉴。
而在目前所有的资讯中，“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央有关领导的讲话中已经没有“经济”两个字，而变成了“深圳特区”。这种细微的变化，究竟预留了怎样的改革设想？难道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