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的演讲：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各位都会从一个角度感受到，在正式演讲之前，我想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讲一讲我的想法，跟各位交流，首先要感谢南方都市报的邀请，他们慧心一片，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情抱着高度的热情，这是不容易的事。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积累了太多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相应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不能够相互伴随。所以人们对改革的社会认知已经发生严重的分歧，1978年开始改革时大家有高度的共识，大家怎么样跟公众认知有一个互动，形成新的改革认知，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这里我对南方都市报表示我个人的敬意。
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想分为几个方面来陈述。一个方面，对改革困境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做一个分析，因为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GDP增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一个政府体制改革的困境，或者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三十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尤其经过1989的社会悲剧之后，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这样的一种社会改革里，实际上三十年来，我们愈加强烈愈加拒绝精神生活，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是要注意，财富并不是经济学家所通常说的物化财富。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实际上在三十年来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而这个方面我就要分析了，这样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第二个方面，我想分析一下，我们成功制造了在一个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投入市场消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精神处境是怎样的。最简单的说，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睿智、我们的创新，是如何在我们消费社会里牺牲掉的。通过两代人显示出了对消费社会的满怀热情，而对精神生活的绝对拒之，那就是70后、80后成功成为消费社会压扁的代际人选，不排除还有70后、80后具有热情。第三个方面，我想分析一下今天中国社会的普遍萎靡与我们的改革缺失，今天中国社会没有昂扬的斗志了，现在让我们再提出某种改革的主张，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是缺失。就象一位老先生很严肃的问我，你们妒忌社会学、经济学能够影响高层决策者的思维，请问如果某一天如果胡、温要你们政治学家拿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能不能拿出，我想了一想，拿不出来。原因是我们对改革的整体构思是缺乏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在1989年周转之后，可以说人们对政治怀有高度的警惕，广东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汪洋书记亲自发出的解放思想的号召，反映非常谨慎，直到现在也没有谈到政治层面，哪怕就是谈一谈十七大非常热情寄予希望的党内民主，都没有人谈。为什么呢？因为八十年代的那种思想解放的局面，在1989年成功扭转为围绕物质消费的不健全改革之后，人们对政治问题噤若寒蝉。胡锦涛亲自号召解放思想，汪洋也号召解放思想，但是我分析两个链条，在1989年之后彻底断了，一个是改革的领导链断裂了，什么领导链呢？从中央到基层，都愿意投入改革，对改革满怀热情，杀出一条血路来，那种改革的锐气不存在了。当年从邓小平、谷牧，一直到广东的吴南生、任仲夷等等，领导们都愿意改革，而且愿意改革的领导都占据国家权力的主导权，而今天这种主导权并不在愿意改革的人手里，改革成为一个社会消费口号时，只具有广告的市场价值，不具有实际操作的社会空间。今天人人高喊改革，我们会发现改革的举措就是CPI在变化。
领导们都说这样要涨价、那样要涨价，涨的还不高，CPI才是6.5，实际上超过3%就是通货膨胀了，我们还认为不是一个危险。所有的经济学家跳出来，这样要征税、那样要征税，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已经稳居世界前三。经济学家们因为缺少宪政关怀，总是在消费社会的各个内部要素之间想做重新配置的安排，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挺身而出，告诉经济学家，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方面，我想简单分析一下，如何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重新为改革唤魂。我们要使得中国人对于自身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热情重新被煽动起来。尽管我们的煽动不是要头脑发热，今天说南方都市报强调解放思想，不是头脑发热，这是对的，但是头脑一点也不热，那就没有热情了，还是要热一点，热之后反躬自省，你才会清醒。先都不热，热情从哪里来呢？中国人总是在历史关口的时候，被冷静的愿望掩盖了变革的热情，人们都心怀不满，但是都不愿意挺身而出，枪打出头鸟，所以我们都小心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进一步的综合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中国改革的现实空间。只有打破消费社会的壁垒，才可能重新形成改革的共识。这些是我要讲的基本内容。
首先回到第一个方面。改革困境与我们的经济生活，做一个简单分析。改革的困境已经不是我们一个普遍的社会感知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困境。第一，大约从1989年之后，我们推出了改革举措，基本上是社会结构内部要素性的调整，可以看出来，我们改革已经遭遇困境，改革的困境并不始之今日，而是起码是十五年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一方面非常具有震撼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后来因为稳定和协调的政治任务，高度造成了社会改革的压抑感，因而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发展是一个硬道理，被他所反对的稳定和协调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取向，实际上无形中进行了替换。因而，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比如说物价要不要调整，比如说房地产要不要放开啊，比如说公共分房要不要取消啊，比如说你对改革几十年的成就是如何认知的，比如说你对社会公平如何感受的，你有了钱要不要做慈善家等等，这都是中国近十五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焦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我们把改革放在道德的平台上，这些关注使我们内心迸发出来的道德热情，在近十五年可以说有了发泄的广泛空间。加之有江总书记推广的德治，使中国人千百年统治下的道德热望与每个公民与国家高层领导一起共同强占道德高地，变成了社会普遍的行动。同情弱者，尽管我也是一个弱者，但是我同情弱者，我觉得腰板硬了，内心的道德欲发作了。但是道德不能解决问题，道德是一种愿望，是一种知觉，是一种判断，但是道德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和举措。
因此，1992年以来，我们所有的改革，在我看来都是在刺激社会要素上，而不是在国家治理上来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我长达十多年来了判断，认为中国寻求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民主的权力来源，我们只要领导关注民生问题，但是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民权，这一点我们都遗忘了。没有宪法和部门法律肯定你的权利，请问这个领导即使关注了民生，由于你本身的权利没有受到法律以及部门以及公共政策的保障，我对你垂悯，但是不能改变实际状况。民生问题就变成了公共汽车点、地铁点设在哪里合适等等，国家要铁腕，搞定一切，这变成社会政治改革的悲剧，请问社会是干什么的？公民在干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不问了，八十年代都认为公民还要干一点事情，现在我们都在问政府在干什么。政府不能垄断一切资源，因此不能提供一切公共产品，更不能提供我们私人要求的消费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困境实际上不是今天显露出来，而是我们今天要布局新一轮改革时，发现十五年来的要素性改革，而不是结构性触碰，改革已经表现的捉襟见肘了。我们发现改革的困境是现实。
第二个方面，公共政策的供给严重短缺，我们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时，国家的基本结构、政体选择、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方式，政府的基本结构、政府的成本和绩效之间的悬殊差异，都变成了改善公共福利的现实障碍。因此大家都知道，社会上已经炒的很热了，我们今年的人大即将进行大步的改革，想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绩效，但是发现我们庞大的国家公共权力，并不仅仅是部门的大小来决定管理绩效的高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如何保障效益，又如何保障公平，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社会今天临时们痛苦面对的难题。不是我痛苦，因为我没有资格制订公共政策，我可以呼吁政策的公共性，但是领导要在方方面面的边际平衡上制订公共政策，使之有效，与前一方面的联系，使得第二方面，也不可能有效的解决。
第三个方面，改革共识的严重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外部障碍的话，改革共识的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就是大家没有了改革的愿望。所以今年广东号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说首先要对厅处级干部棒喝一声，你在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时候，扪心自问你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在我看来，改革共识丧失的原因，不是我们普通公民，我们要承担责任的，我们普通公民有没有责任？也有责任，因为我们被消费社会压扁之后，我们的大脑思维开始不太转动。国家政体的选择已经被民生的安排、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被花样翻新的置道民主选项模糊，我们已经喜出望外了，原来民主的内容是如此的丰富。但是我们失落了民主自身的结构要求，因此改革的共识，首先是在决定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决定改革的战略布局，要从执政党那里开始重新起步、建立共识，而真正发挥要公权的公用效能。当然，这样的公权公用效能一定要下落为整个社会改革。这就是第二条改革人才链不能中断。
当年深圳之所以有号召力，就象美国把创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国，成为百年创新的国家一样，我们的改革有没有能力深圳像八十年代一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一样，改革在某种意义是有冒险的，能不能使社会领域上，无论是经济上想赚钱的冒险家，政治上想出业绩的政体改革家，在理论上想出改革思维的思想家，社会公民要维权的维权精英，你都再次云集深圳，或者广东，为中国的改革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唤，并且展开强有力有社会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社会行动。显然，深圳和广东目前的行为是不足的。
当然我也惭愧，我也在广东，除了软弱无力的呼唤两声，我经常自我安慰，我不是行动派，我是书斋派，这是另一种软弱。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下，我们的改革困境可以说遭遇到了不是一个我们的愿望和物质消费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精神准备上，我们对我们的改革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期待、社会愿景和我们的心理共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的改革困境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状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反躬自省，中华民族因为长期封闭在落后、贫困的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始终是社会上层精英们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奢侈品，因此公众们严重的缺乏有价值的、有品质的精神生活空间。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早期的时候，萌生变成中华民族的第一难题，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生活上从来没有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显得非常贫乏，八十年代热火朝天的改革讨论和惊人一致的改革共识，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导集团和思想精英们对改革的共同谋划。而对社会基层来说，那就是后来消费社会可以成功的成为中国社会模式最重要的原因，社会普通居民，无论是贫困的城市居民，还是陷入日常生活崩溃的农村居民，一心盼望着只不过是有饭吃。
因此八十年代中国精神生活最关注的改革思想家李泽厚，有一句对改革状况的精神促进的经典概括，那就是改革哲学就是吃饭哲学。基层就是要吃饭，在今天来说，这种局面有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没有，三十年前我们是在国民经济的崩溃边缘开始改革，是要吃饭，成为我们的动力。今天我们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的艰难历程，回过头看，我们改革社会的基层动力，同样是三个字：吃好饭。
政体选择和中华民族如果真正自立与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是什么呢？基层社会完全没有这样的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是我对基层民众愤怒、蔑视，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畸形的消费社会。使得我们的物质生活本身没有精神底蕴，所以现在时尚的东西、超女的东西，已经从基层社会清晰到了国家精神生活层面，这就是于丹和易中天能够一炮而红最重要的理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极少数的精英，民主的前途始终由极少数的精英对付。因此每一次国家发展的重大关头，我们总是把国家的愿望寄托在极少数的政治精英身上，我们总希望有一个英明的清官为我们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使我们峰回路转、潺潺流水。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探求使得精神生活的社会土壤严重贫瘠。因此，国家高层和地方政治领袖号召我们解放思想，那始终也是官员们和思想精英们，现在加上消费社会形成的工商阶层们，在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当问一个农民、一个工人，或者问一个随便的职员，愿望仍然希望不要我成为房奴、车奴，希望农民工进入房子，至少有一套好的出租房。这些愿望有没有错误？对于生存处境的社会底层来说绝对有正当性，但是改革的筹划来说这绝对丧失了正当性。这使得那些精神谋划始终成为高层之争，使得主张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与党内的相对保守，与所谓焊接改革成就，辩护现有体制合理性的人，以及根本上反对改革，要回到毛氏、斯大林主义的人，在党内发生政治冲突，而没有交付一个基层社会、民间力量对精神层面进行富有理性价值的严格审查和判断。
这使得我们的精神生活缺乏社会激励，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进一步缺乏理性基础。而中国人在严格的社会检点上从来缺乏理性思考、战略筹划，我们对现实的批评可以非常严厉，可以对现实的不满非常强烈，但是我们始终是点状思考。佘祥林的案件出现我们痛苦，矿难事件我们痛苦，孙志刚事件出现我们广州自豪感受到严重打击。我们对思想家和政治家长远筹划的社会关注力度实际上降低了一个平均线的要求之下，正是因为如此，整个社会公众缺乏对精神生活要求的时候，与后来要压扁的消费社会高度吻合，也就与社会改革力量的逐渐涣散和领导链和改革人才链的断裂密切的扣和起来。今天我们在第三层面最直接的表现，那就是我们拒绝精神生活。因为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躲避崇高，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状态。
王蒙曾经发表文章，命题就是“躲避崇高”，但是躲避崇高，也许有它的正当理由，因为文革的道德号召让我们过于崇高，但是问题是躲避崇高的结果，绝对不是做双极跳，躲避崇高不一定是陷入卑鄙、流行下作，而我们今天恰恰跳到另一极，当我们躲避崇高时我们又追求底线上的法律制度，我们也没有追求一个个人精神生活的高雅和清廉，因此整个社会具有精神寄托的那些阶层，像最近中山大学的虐待门，所谓政法大学的杨帆门等等，整个精神生活的寄托者已经被精神生活鄙俗化，大家跳到一个极端的社会底层，谋求一个低端的社会生存状况。逃避崇高变成社会卑鄙之流时人人卷入其中，所以社会的分层和社会精神生活的载体实际上丧失掉了。
有一个手机短信很明显的描述了这个情况，商人到处学习像一个学者，学者到处演讲变成一个商人，社会精神载体的主题力量已经自我放逐，而大学里对自己的学术责任、学术理想的承载已经被普遍的抄袭，或者抄袭本身的高度允许，变成了社会精神生活已经下作化的现实象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本身严重的丧失了精神要求，不是一个共识的问题了。
当年邓小平、陈云，尽管陈云变成非常保守，反对特区和市场经济，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高度一致的强烈的要求，中国一定要变革，一定要告别文革。而知识界也强烈的感受到社会的非秩序化政治的混乱而导致中华民族的悲哀局面，而那些陷入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为一天三顿痛苦不堪的社会平民，对高层发出的号召积极响应，变成了中国八十年代具有精神改革烘托出来的热情万丈的昂扬气氛，在今天没有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的分析，因为我们是一个消费社会的改革。
消费社会本来是1550年整体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因而消费社会不在它是不是成为一种现代形态，是不是遭遇到了现代性的困境，而是消费社会成为了什么样的消费社会。现代消费社会从总体来说是压抑精神生活的，尤其在西方现代进程中，十八世纪的启蒙者到十九世纪的天才们，遭遇到了精神压抑，只有发疯和自杀，就显示了消费社会对精神生活的严重压抑。像是尼采，他要想表达对消费社会的反抗，现代型社会的反抗，只有疯掉。克尔凯波尔表达对现代消费社会的反抗，只有死掉。但消费社会它具有现代性的基本合理性，在哪里呢？那就是它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追求，变成为普通公民都可以做出的人生抉择。所以中国社会今天进入消费社会，也不是完全丧失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基层、底层民众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展开维权，我们有了农民维权精英、城市小区维权精英时，我们发现所谓按社会学家讲的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骤然放大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为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供的人类意识上的权利空间。
在底线意义来讲，我们为消费社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问题在于消费社会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那就是按照规则，把所有的社会产品、所有的社会物品、所有的社会状态都可以纳入到消费，因而这样的一种消费生活毕竟在内在就有需求，一种法治的基本状况。因为只有靠法律治理，对政治产品的消费才能进入一种普遍选举、宪政民主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也只有普遍的精神消费，才逐渐将悲壮的梵高在生前狗屁不值，而在生后作品价值连城，也使真正的精神产品创造者，在组织社会中赢得应有的生前尊重和生前的荣耀，比如说美国的大学制度，就使天才思想创造者在书斋中也赢得了当然的社会荣誉。大学教授指的什么呢？不是我今天在大学里当教授，是一个跨领域的最高影响，才
微软创始人之一，已经出两千万美元到太空遨游了一圈，我们会发现极端的消费在物质产品上那样一种无限状态的展开，对于我们像黑洞一样的席卷能力。这就是我称为的彻底的消费社会。彻底的消费社会从日常产品到社会产品到精神产品到政治产品的共同消费，而这种消费就要求有消费的制度化结构，要求进入民主宪政法治的状态。但是还有一个中国特殊类型，消费社会，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消费社会的底端产品，因此我们的消费社会，我把它称为扁平的，而不是我刚才说的立体化的消费社会。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扁平社会呢？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有理想的学者、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我们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来判断你本身是荣耀还是耻辱。因此，官员们也变成改革开放以来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钱权勾结在89年之后恶性的膨胀，就与我们扁平的物质化消费社会有明显的关系。周恩来等人认为根本不是问题，当然他是贫穷社会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但是今天这样的人非常少，现在的官员更重要的是要出政绩，也是扁平化的。思想精英们也同样化，把自己的思想产品换算为物质产品的多少、优劣，衡量自己在整个学术圈当中的地位和价值。
我有一个玩笑，北京一个三流学者，在广州的一个演讲可以赚三万，就自以为是领袖群伦的思想精英。而郎咸平的演讲是五万，而我在广州的一场演讲就是五千，我感觉我的价值就是他的1/10。这样的衡量是根本没有理由的，完全把精神生活换算为物质计算，换算为量的多少，而社会精英最关键是计算物化的状态。我参加中国农村论坛，一个农村维权精英非常厉害，思路敏捷，而且有天才的组织能力，他说，我初步计算农民剪刀差的问题，中央欠我们二十万亿。买卖土地，中央欠我们二十万亿。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欠我们二十万亿。因此中央和国家要为我们农民还债六十万亿。我现场就表态坚决反对你这种说法，因为有怨恨心态，总是觉得社会所有公众都欠你的债，你是索债的心态，就没有理性的能力。
因为对历史的追究，可以无限上溯的状态，当我们把现实的物质产品变成历史恩怨追究的时候，我们对现实分配的正当性反而掉以轻心。因此，我们满怀对物质产品未来有优厚的消费条件时，整个社会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达到中国社会的底端共识、鄙俗共识，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消费生活。但是精神生活消费的独特性，尤其政治产品消费的独特性，那就是学界所保持的某种批判精神和政界本身所必须完成的法制转型，为我们中国人日渐冷落，而变得门庭无人理财，门口罗雀。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现在呼唤法治已经变成了少数法学家的职业责任，而法学家们因为不知道法治是一种政治状态，就把现代文献性的宪法翻来覆去作为我们走向法治的文献依据，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政治学家愿意讲话的不多，因为中国早就替代了政治学的出场，在十多年前因为我们的理论误读，中国人已经把美国人提供的新型精神消费品公共管理态作为中国政治学的替代品。以公共管理把政治的基本精神纳入到批判社会和筹划宪政到一边，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指点社会的改革，大家欣喜若狂的转向公共管理，但是我可以毫不隐瞒的嗤之以鼻。
正是因为这样，中山大学叫公共管理学院，我顽强抵抗、坚决反对。我们的名字是叫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整个精神社会的萎靡，已经变化了没有办法像八十年代那样，对改革本身进行有效的中断，而我们的政界消费也变成了本身的物质积累。深圳市长说，为官深圳到处级，没有上百万的财产我就不信。像汪洋书记最近批评的一样，他们已经成为三十年改革消费社会扁平化的最大得益者，他们成了改革的阻碍。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消费社会的精神处境确实令人担忧，因为我们这样的消费社会唯一的标准，那就是物化产品占有了多少，甚至物化产品占有的质量，甚至物化产品本身富有精神内涵的消费，也变成了多余。
所谓对物化产品具有精神内涵的消费，那就是我们见物的时候，起码我们要去有闲暇、有品位的去消费物化产品，官员们消费物化产品，尤其对贪官来说，因为来路不正，一定要扮演自己是艰苦朴素、善待民众的清廉官员，因而只能把他们的钱埋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塞在地板之下、天花板之上。因而我们的官员并不因为占有物质产品而变成了精神上高雅的一群，而对于那些全国四处演讲法学家、政治学家来说，同样也不一定有高雅的感觉。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的冲突门事件，很显然的肢体冲突，一方面是80后学生的高度单权的消费意识，面对社会形成的单纯的尊严意识，发生了极端的冲撞，因此演变为一个师生的肢体冲突。这样一种悲剧在我的解读里，正是消费社会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70后、80后谈权力眉飞色舞，谈义务和责任马上做思考状。
而教授们还在缅怀像我这一代以上读研究生的状态，要我们搬一个家，我们会老师搬家热情深感荣幸，今天我们要招呼学生们在现场听课，不要随便离开课堂，你对学校、学生是爱戴有加，为什么我们的善待不能获得70后、80后学生的内在回应而内心感动而潸然泪下呢？因此扬帆教授恼羞成怒可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是非消费社会出现，在理想的传统社会层级面前我们低一级，我们骨头就发软。不像70后、80后，到任何一级也是无所畏惧。扬帆教授让那个女生滚出去，那个女生的从容，以至于我都显得敬佩。她非常淡然的告诉扬帆教授，不用滚，慢慢走就可以了。如果当年我的教授让我滚出去，我可能一下子就两腿发软就坐下去了。
消费社会带来的权力感觉，应该让社会显得更加有秩序和和谐，但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社会处境，使我们对相关的精神要素只有单边的理解，只有各我有利的索取。因而这个社会在精神生活上的相互协调可能性已经日渐稀薄，人们基于自己的社会认知来捍卫各我的社会生活状态，已经变成了社会普遍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谁在捍卫自己个人的极端权利和捍卫自己极端尊严并共同将眼光投向物化生活的消费世界时，还会关注我们的精神生活品质，还会去筹划我们的法制和宪政改革呢？因而社会宏观事物的筹划，被人们冷落，也就变成我们扁平化的消费社会必然的现实处境。只有当中国消费社会演变为我们对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与物化产品一样，都能够既有效率又显公平的宪政民主法治，这样一种平台上规则性消费时，中国社会才能逐渐的归位。
尽管这样一种消费社会的状态，我们也是需要突破的，但是比较于我们今天这样的扁平化社会异类的物化消费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消费壁垒显然比西方健全、发达的消费社会壁垒的突破要显得更为紧张，显得更为急迫。因而，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问题的分析，那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普遍萎靡与我们的改革缺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
什么样的一个紧密联系呢？那就是当社会普遍萎靡的时候，我们改革所要求的精神状态与我们现实的精神状态，已经是一种完全疏理的状态。改革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状态不是消费社会单边物化产品的状态，这样一个单面物化产品的消费状态，将社会的一切，精神生活资源、物质生活资源、社会生活资源，压扁为一个人们对物质产品的单一所求。这样一种单一所求是满社会所充斥的官方、民间的思维，共同的聚焦点，精英与大众的共同思维和聚焦点，现实生活与愿景生活的共同聚焦点，共同投射到一个方面，那就是物化产品能不能使我们呈现为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低端质量到高端质量的消费状态。这样的一种消费状态，使我们对物化满足的那种低端生活的消费需求，变成我们对人生目的的一个替代。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社会变成了对人们人生发展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就是消费本来成为人的发展手段，而今天消费已经变成了人生本来的目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对于主宰国家权力的官宦集团来说，在产品数量占有上可以以更多来显示自己的价值，这个时候就使得消费本身成为了公权公用的遮蔽性的一个障碍，只见消费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知道公权如何可以公用，因为一个人满心对自己的消费状态极端关注时，公权所要求的广泛关注和历史气势就荡然无存，而精神生活者来说，只要消费品 一叶障目，使得社会关注逐渐萎缩以后，对自己现实生活的极端考量，因而它可能在精神生活中争教授之衔、争国家津贴，可能变成他进行专业研究、进行学术发表一个现实的考量。消费社会的简单数量化指挥棒，已经变成了一个使人们精神生活要寻求突破的一个重大障碍。这个时候，在大学和研究院的圈子里，人们对于消费品的竞相追逐，变成了一个精神蜕变，并且颓变为自己的生活手段。
对于社会普通公众来说，底层向上流动、物质产品的供给、数量的增长、质量提高，会变成底层社会向上流动，而真正的使解决生存手段而进入发展情形的一个现实动力。然而，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城市底层、农村底层要向上流动，而仅仅以消费产品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时，消费本身的现实状态就变成了人们完全关注的单一焦点，这个时候消费不仅没有使底层社会成为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使底层社会变成了堕落的现实导因。因为底层社会对自己底层处境的怨恨，单一的变成了对自己物化产品，未曾占有，或者占有数量不足的愤怒。因而，偷盗抢掠变成了底层社会对社会没有提供足够消费品的一个愤怒发达的发泄途径，这就是我们城市空间里治安秩序显得相对恶化的最现实的导因。
人们并不见得在一个健康社会里追求一种合法的发展途径，而使得消费品的占有变成自己向上流动的强劲对立，而且观念上从而树立起自信与社会，而能够成为社会的健康一员，这样的一种精神理念。相反，人们把物质产品的掠夺变成了与上流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占有一样，共谋的一种消费情形。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扁平化的消费社会里，最严重的现实就是，我们改革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主义，首先变成了现实。现实主义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是从现实主义在人生的路向里，毕竟要递进，但是今天没有递进之路，人们从文革中的空幻理想主义，应当落实到改革的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递进的状态时，可惜我们从现实社会的现实状态，递进到理想主义的愿景状态的通路被隔绝了，人们已经被现实的眼光遮蔽住我们对人生未来发展愿景进行展望的需要之路。
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种笑话，我现在的本科学生跟聊天，都用非常不屑的口吻说，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信念丧失掉了。传统的信念它是丧失是必然的，因为共产主义我始终说作为一种理想信念，那是令人敬佩的，共产主义不相信，你还能相信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那么好。共产主义的双重指标，你不相信就是你吃错了药。物质上可以按需分配，满足了我们消费社会最伟大的愿望，要什么有什么，你说不信信什么？还有就是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你说不信吗？现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活的很累，就是我们的人脉关系处理不好，你要自由的发展都没有问题，又不得罪人，你还很全面，但是共产主义它就是一种永恒指引我们人类前行的理想。当你要把共产主义极端的拿到现实，变成当下行动的时候，你就可爱之极了。为什么？因为按需分配和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把现实堕变人类神圣化的可能，实际上也现实。
雷锋是伟大的道德个体，但是是渺小的职业个体，毛泽东当年说，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但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就象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都想着做好事，工资领了就寄灾区，这是比较难的，但是雷锋做到了。想到雷锋，我们心生的崇敬感就抑制不住，但是他在职业能力上太差了。一个汽车兵，我调侃的说，都没有汽车安全感，跟自己的战友修车，在车背后也不打一声招呼，最后一倒车被撞死了，这个职业能力太差了。雷锋是不能从职业上分析的道德典范，但是我们今天要求的信念，是我们有作为一种职业资质对应的现实信念，我们的信念是做任何一个职业，都应当成为这个职业的优秀分子，我们要履行的不是理想的道德楷模的信念，我们要履行作为一个职业者的志业责任。
今天中国履行职业责任就变成了高尚，不履行职业责任不能淘汰，而相当多的人事实上的职业能力，可以客观的说相当的欠缺、相当的低下，但是稳定为导向，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些职业的不合格者推向市场。我们现在搞政绩考核，中大搞人事制度改革，考评不合格的，中央有一个要求，不能推向社会，内部消化。而内部消化能够干什么呢？只有容忍他。而且这一批人变成在这种不判断职业能力高低非职业信念的社会里调皮捣蛋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甚至会显示出浩然正气把那些真正克尽职守、兑现人生信念的人当做傻子。努力工作干什么呢，我们没有工作也会活的好好的，我经常就会有善意的劝告，你不要那么努力，讲一个课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发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人生苦断啊，关键是养生，这种善意的劝告在消费社会里我绝对不是对我的羞辱，是友情劝告，投射出整个社会大背景来看，它是中国社会不愿意追求改革的消费愿望的一个最普遍的表现，这就是一个悲剧。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社会普遍的精神萎靡更使得我们改革的勇气和睿智没有了，汪洋书记一到广东，就问广东的官宦集团，请问你们还有没有八十年代袁庚、任仲夷、吴南生等人的精神，敢于杀出一条血路，冒着甘愿杀头的危险去改革。今天我们不说杀头、喷血，我们只说乌纱帽有一种危险，我们只说你改革所张扬的领导个性，或者你倡导改革所冒的社会舆论的风险，或者你在维护自己权力的时候，始终想有一个人出头，你跟着从众起哄，享受现实维权的果实，这种的可怕流行，变成了改革整个瘫痪的最重要的导因。
一种没有信念、勇气的行动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改革，因为改革就是创新，就是兴利除弊，就要像邓小平说的，不要像小脚女人，要敢干、敢创，当然也要心细，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心细，心细我们可以绣花，但是改革是一场最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时毛泽东的提点就回想在我们的脑海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那么温文尔雅，你要温文尔雅的去消费，又没有一个宪政秩序，又没有一个安全保证，出来就是拍头党、斩首党，社会氛围让我们不安全，你官员好不容易贪了一点，就随时可能双轨、免职，学校随便讲一句话，你政治上不正确，你维权是捣蛋，这样的情况下在消费社会磨损和消蚀着人们的勇气和睿智。
三十年来人们的勇气和睿智，在走向消费社会的不同阶段，并且1989这样最大的转折，造成了人们勇气的逐渐丧失、锐气的逐渐丧失。中国共产党能够像任仲夷那样高达90岁的高龄，广东要敢于做政治特区，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基本上是硕果仅存、绝无仅有了。广东精神生活变成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有成就的脆弱辩护，我们沾沾自喜的说广东的GDP稳定的居于全国第一，汪洋一来就说我们的人均GDP低于江浙，广东的官宦集团就不满意，说你改革要解放，也不能否定改革三十年成就嘛，你要政策的连续性，尽管这样的表达似乎隐含着委屈和不理解，但是事实上变成社会对既有成就的赞赏和自恋，而赞赏和自恋已经变成我们拓展新的改革局面最严重的现实阻碍。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改革创新的过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创新行动的动力。你看广东的改革，首先深圳已经完全内地化了，1989年由于深圳的异动倾向，改革者热情万丈，所以1989年之后深圳整个社会管理框架不是低廉的小政府管理框架，重建了党组织，重建了人大政治，重建了政协组织。原来深圳政党运作的尖子化彻底没有了。深圳毗邻港澳，除了GDP持续增长，我已经看不出深圳具有改革开放气质的些微象征。我现在的一个行政学专业的博士生，我让他做的课题，“深圳如何蜕变为普通城市”，就做这个题目。
而我们整个广东，除了这一次还表现睿智，前两届领导我们说贡献也很大，但是改革锐气的表现，却使我们与华东有差距，中国整体上与八十年代相比也有差距。因为今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反省和回顾，所以我有一些对改革总结的愿望，就把八十年代以来各种体制改革的文章拿出来，我顿生惭愧。为什么呢？我今天讲话已经被很多听我演讲的人视为激进和反叛，但是在八十年代，我这些话语实在是太温柔了。在改革设计上我们都没有创新的勇气，我们都没有睿智，在我们这样一种温柔，甚至是温情的表达中，甚至已经是思维烂矣。
今天我们要反省在消费社会日益扁平化的今天，我们怎样保证我们的理想、信念、睿智、创新、行动，能够成为我们改革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改革的缺失应当有我们改革精神萎靡的改变与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国家整体的筹划之间来克服改革缺失的三个极其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指标当然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对综合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现实的推进。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有消费社会所产生的领导不问其权力来源，只问其权力应用，我们就会有一种陶醉感和满足感。因为在改革的前进路上，如果我们不对正道民主真正予以满足，我们现实利益可以得到当下满足的那种幻想感，我们就不能够抛去幻想投入行动。正是因为如此，首先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指出我们目前的体制改革，我们目前的社会改革，我们目前的社会政策取向来替代政治体制进行的治道民主改革，也就是说民生问题取代民权问题的改革是不足够的。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民主，十七大有69次在报告中提到民主，但是这个民主多数是不问权力来源的，这恰恰是消费社会中各自不问正当性、不问愿景，只问现实的安顿如何更趋近于合理，就是这个领导已经当官，我们无可奈何，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掌握了权利，我们就以乡愿要求你对我施以一个笑容行不行？然而领导说我很开明了，我笑的很灿烂，哎呀，我们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就已经很迷恋了，觉得中国不错了，又有饭吃，领导还对我笑。我们今天要说这种改革的缺失是不够的，一定要克服。
第二，我们对改革的策划一定要有一种替代物化消费的重换，我们的道德理想进入现实社会发展空间的契机，要让现实和理想双向对接，重新变成可能。我们不管是剽窃门、冲突门、虐待门等这些事件的出现，我认为对精神生活最主要的象牙塔的冲击并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反应。在一个非公开的分工社会里，一切简单幻想性的神圣色彩都必须要退去，让他们承担现实的精神生活职责才变成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钟南山没有什么神圣色彩，他必须要承担一个医疗工作者在非典流行时登高一呼的责任，我们不需要对钟南山有多少仰慕的心理，但是他能够承担职业责任，这是象牙塔必须要形成推动的改革新的精神生活面目。在这一点上，我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绝对不是任剑涛，或者研究院或者媒体承担的公共责任，应该把高尚性再次摆在公众面前，公众一定要成熟的认识到，每一个人的高尚只能存留在自己个人生活空间里，公共道德、公共生活来说，我们只限于最低的法律公德，法律某种意义上就是底线公共道德，不能突破，你突破我们就要零容忍，零容忍才能够使我们不能堕落，维持职业底线向理想逼近，而哪些人逼近理想，不是职业要求，社会之大，总是有。我们不能将社会普遍的状态都一定要扭转，就是从行政举措转变为一种社会心理，但是社会心理应当对这样的状态有一种敬重，或者至少有一种尊重，我们不能将锐意改革的领导者履行他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能容忍在底层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仅仅抱着怨恨的心理对所谓贫富不均进行报复，只有大家共同行动，才能改变钱权勾结、学术堕落、底层违法犯罪频生的社会不利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探讨今天我们要分析的第四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来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重建改革共识。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消费社会造成的消费壁垒已经非常严重，难以突破。我们中国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有利于建立底端消费社会的壁垒。自古至今，中国社会就是对于某种消费愿望的聚焦性认同，妨碍着我们在高端社会生存里一种突破欲望。我们的精神生活由那些权威对我们的精神进行主宰和引导的状态，而到消费社会这样一种情形，又演变成了我们对于专家对于精英的幻灭，当我们在06、07年说中国精神生活最严重的事件，就是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的时候，在我的解读里，我的解读是中国公众在06、07年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的时候，公众们丧失了判断力。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经济学家来替我们对社会生活提供一切有理智的判断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大胆冒犯中国公众，是公众无知和下流的取向，导致对经济学家的幻灭，因为专家仅仅发布他专业自身的意见，我们公众不能以一种思想寄生虫的状态，迷信某一个专业对他专业领域所发布的特殊看法，而我们对专家在专业领域、特殊领域的特殊看法，就意味这我们公众自己放弃了依照不同专家的不同判断，择善而从的判断力。
因此在一个发达社会里，因为不是官方绝对垄断信息，只有有权力的官方写着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登高一呼就大家云集了，绝对是不同的意见进行集合之后，人们进行不同的理性承担，从而承担在消费社会里的自我判断。因而要打破消费社会的第一个要求，就因此要我们突破消费社会里非理性的依附性判断，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使专家也从专业上解放出来，使得官宦集团也从专家的指责、呼唤中解脱出来，成长出社会理性。中国始终缺乏社会理性，消费社会如何引导消费时，总是把局部专家的意见迷恋为绝对的判断和引导。
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就是让我们对消费事件的盲目追逐，变成每一个公民的公民共识。这是我们要重建改革共识最重要的共识。我们的共识不是大家说GDP的发展很重要，我们重新要推进GDP的发展，我们要从GDP总量的增长变成人均GDP增长迅速，这个说法有问题，尽管是十七大发出来的，但是还是唯GDP思维，这是不可能重建改革共识的，唯GDP思维恰恰是形成单纯、平面、壁垒这种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量和经济扁平化的力量。因而，我们重建改革共识的相当多的人士，欢呼我们从总量GDP要发展到人均GDP递增的时候，总量GDP翻二番到人均GDP翻二番的时候，这趟列车实际上已经快失控了。
西方人有一个总结，中国人非常不服气，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增长快呢，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出来，公民哪怕从一岁开始，都想发财的。印度是比我们穷，全国唯一一条高速公路，牛车、自行车、汽车都在上面走，你觉得是高速公路的一大奇观。但是印度人让我震撼，内心世界的安宁以及对秩序的高度尊重，印度人百分之百都是教徒，印度教徒80%多，包括印度的佛教，实际上信徒非常少，3%，伊斯兰教徒等等，内心非常安宁。中国人没有宗教，但是可以有信念，才会有判断力，如果没有信念的人，被人一鼓噪就会不安宁。
还有印度人的规则意识让人尊重，陪我们的就是一些学中文的印度学生，最近学中文在印度很时髦，其中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公安局长，因为印度本来不讲交通秩序的，车都是乱停的，但是警察一招呼你必须要听，不听马上就两张单给你，一张是法院告票，印度的法庭效率非常高的，不是审理你搞你一年，我们的法院是效率很低的。第二张就是罚单，也不是很高，但是你就要不工作，到法庭不是审你，而是教育你，法官跟你说怎么尊重公共权力。当时我们跟学生说打一个电话给自己爸爸嘛，让我们的旅途也非常顺利，他说不，我爸只保护弱者，他不是弱者，他是坏人，因为他缺乏汉语词汇，意思是说违背者，确实也不是说坏人，就是违规了。当时去了三位教授，就在那里议论，如果在中国，他马上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力，马上一个电话，搞定，不罚了。所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达到公民共识，我们始终会在公民行动之外追求消费社会能够获得某种消费品，这也是荣誉消费品，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自豪，因而这样的单面壁垒化的消费社会必定是一个特权社会。
我在这里讲的很牛我也是想追逐特权，一样的，特权不给我提供便利，谁跟我冲突我就想灭他，为什么？因为人在特权追逐时，显示出较多的动物本能，因为他要占优。占优的意思就是灭掉对手的意思，当然不是肉体灭掉，而是认栽，你搞不过。所以对于有理想主义的人，还没有很好找到很好的跟现实主义的对接，因此改革是非常粗暴的。理想和现实在这里对接，特权的栏杆就没有办法了。有理想主义就是要公权公用，而障碍太多，我桌子一拍，我们就栽了。但是这样发展起来了，实际上结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过程和社会心理上是伤害性的，我对丘和还是友好的，不是完全否定的，他有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品质。但是总得来说，他不是公民意识，公民就是平等的，你不能支配我，我有自主选择，我有自主判断。这就使我们反对消费社会单面的一个国家领袖赐予我们的消费品和消费选择，我七八月份连续去新加坡开会，新加坡人告诉我，李光耀跟中学生精英座谈，但是中学生只提出一点，你讲的都是对的，你也是善待我们，也是爱你的人民的，但是我们只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有选择。所以在这里，公民共识的时候，我们绝对要拒绝国家和地方人物给我们提供消费品、消费模式、消费社会，让我们欣喜若狂的状态，公民共识就是有公民选择，注意不是暴民选择。
中国现在的暴民选择很多，扬帆出现这样的事情，网上就出现喊打喊杀，要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人都不容易，扬帆也不容易，那个女生也不容易。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出现了障碍，各自诉求在消费社会里择取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部分，因而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公民意识，它是被单面垄断化、堡垒化的消费社会所驱动的，在社会消费结构里只要求、只谋求、只满足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这是消费社会在人们谋求消费品上通常的取向、通常的定位、通常的定势，但公民共识必须要打破这样的状况。
我作为一个公民，必须有能力在国家发展的时候，我索取的消费品相对等值的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跟你的公民权利三者之间，必须要达到微妙的平衡，否则你就是混蛋，你就是一个暴民。在这一点上我自己来说，也是要严格反省的，因为我们在消费社会形成了不正常的状态，特权思维就是让我们努力去当混蛋。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社会的动力，我们概括起来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是让你搞搞震，你搞到了大家认为你厉害，你搞不到大家认为你不厉害。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要建立公民意识。 我们的行动者必须是公民，你满足消费品的需求，但是对不起，对你的组织、你的地区、你的国家要有公民意识，要有公民判断。
我们对消费品的单纯追逐要变成一个政治和社会与经济发展相级配的社会结构。这是非常艰难的，我一再提到1989年的悲剧，1989年因为那样一场社会悲剧产生了三个负面后面。第一，那就是官方，官宦集团，对于政治问题的高度敏感，因为从86到89消费社会的急速发行的快车，将两任总书记都抛下这趟高速列车。一切官员们都警惕莫谈国事，埋头发展经济，要将中国社会建成民主法治国家的积极引导力量逐渐被淹没到追求GDP中。还有社会精英集团都共同认识到发财才是重要的，其他要付出代价，因而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要生存的比较良好，因此大家就做生意吧。所以一方面就体现为流亡到海外的人，89年所谓的学运领袖都变成了商人，在海内大家都竞相建立公司，大学理工科手段很现实，搞大公司、科技开发、技术入股，像我这种文科眼看着别人发财，一阵着急我就出去演讲，当然是公司式的演讲，不是公益性的演讲，如果别人听说我住在高尚社区，哎呀，你住在高尚上去，我内心涌现出自豪感。说老实话，其实我也是很惭愧的，现在如果说不讲解放思想，我也不讲，干嘛要讲呢。所以第三重不利，就是改革的社会土壤不存在了，89年之后大学就开始了麻派和托派，打麻将考托福，大学精英不再对社会事务表示关心，当然我不是动员大学精英起来革命，动辄就到天安门绝食，但是中国既要有一批精英和准精英指出，行动的指出，我们仅仅有一点物质财富是不够的，更要以他们的行动冲击现实社会。韩国也好，台湾也好，民主宪政转型的学生承担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是在1999年美国轰炸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大学生在大学书记的带领下砸了美国使馆，爽了一下，扔砖头就是爽嘛。
我认为广东在这一点上，尤其腐朽，广东多年来就以自己谈务实沾沾自喜，我在文章中公开指出，务实高端看就是唯利是图，高端看就是追求发财，务实追求广东，是侮辱广东人的智慧。因为在中国刚刚踏入现代门槛的时候，我们就出了康、梁、孙中山这样的人，他们是务实，他们是真正以世界眼光谋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驱，难道我们广东人就那么狭隘吗，因为我来广东也有23年了，新客家人，北方人老说我务实，我说我看问题也不比你差，怎么我就务实呢。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使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改变萎靡状态，至今我们广东人对自己都不自信，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上广东的精神生活处境都是，广东生孩子、北京起名字，连去年我们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总结广东经验，斥资三百万，就是看不起广东学者。南方集团要做大块头的东西，那一定要请北京、上海的，这就是文化的不自信。当年康、梁到北京去，没有说请一个北京人给我润色，孙中山搞革命时，不是说我要登上上海电视塔吸取经验，广东人宏观谋划理论能力，在整个社会心理涣散的情况下，我们丧失了筹划全局的可能空间。
汪洋书记一来，我也是这么声嘶力竭讲，但是讲完之后我要把
在这一点上，任仲夷所号召的像深圳特区一定要敢于有政治特区的筹划，我认为是非常英明、睿智的。深圳领导座谈时，我就公开说，无论江泽民来讲争创新优势，还是胡温讲深圳的体制创新，实际上就是当年邓小平在诱引我们广东，你经济改革能做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政治生态里，即使是国家政治领袖也不能说来我们整民主，我们的体制创新，创什么新呢，我们的创新绝对不仅仅是几个局、部、委、办，一会儿合为大部委，一会儿改为具体局办，这是行政体制改革办家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正的体制创新，在于我们要严格反省我们的政党体制、党国体制、我们的政府体制、司法状况，与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致性究竟在那里。我们这样的一个自信，只有广东才有。
两年前我和高尚全有一个对话，我说中国要突破，其他地区依然比不上广东，为什么？很简单，广东毗邻港澳，广东人社会心理接受改革，广东已经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现在有雄厚的物质财富。上海怎么比得上呢？所以我始终认为长三角模式不如珠三角模式，因为长三角模式是在国家权力结构根本没有些微更动的情况下，以强政府带动社会，而显示出迅速变化的状态。长三角平均收入不如我们，上海为什么工资比我们高呢，因为跨国公司在那里，我有学生在那里，一年50万年薪，那是跨国公司的高层。我在上海惊喜发现了五毛金钱一份的餐馆，但是物价的低廉绝对是与居民收入低廉成正比。广东在这一点上，应当是有自信的。我现在基本的断定，不断领风气之先，就意味这永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这就是广东的责任。
因为时间的关系，广东的责任说出来，我骤然打住，占了大家提问的时间，谢谢大家。
【现场提问1：】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华人社会的民主实践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实经验，因为原来都是洋鬼子搞的，一搞我们就西化，把它抵抗住了，我们要坚持传统。但是现在台湾也较好坚持了传统，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当然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对新加坡和台湾的关心，不如对香港的关心，因为香港本身的民主变化，我觉得是最关键的。远在97年香港回归时，广东进行了座谈，当时唯一一个大会发言人的发言，没有上通报的，因为跟当时热情欢呼香港回归有一点差距，当时我在深圳的迎宾馆开的，我强调香港的回归对我们有三个考验。第一是联邦制的考验，因为香港实际上是高度自治的，有最后的终审法庭，这非常接近联邦制的政治安排，中央和香港怎么互动，跟中央和其他省份怎么互动是大有启发的。第二是多党制的练习，香港是多党制度，怎么运作，实际上大陆，不说现在搞政党轮替，这可能生猛了一点，但是一党要执政，就肯定要对多党制度进行了解。第三是多元社会的挑战。我们原来中国是国家吞噬掉社会，社会就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各个阶层的考虑是不一样的，社会分层非常清晰，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华人社会民主实践，尤其是香港的，我们体会香港太容易了，现在又有自由行了，其实我总是提我们国家高层管理香港的主要官员对香港应该更宽松一些，因为它怎么改革、它怎么发展，空间稍大，我们可以总结它的现实经验，不必要我们一锤子买卖，一下子踩下去你想搞不让你搞，大陆就没有就近借鉴的可能了。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可以借鉴。但是怎么借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很多人当做是外部压力，人家都搞了你还不搞，中国人只打破茶壶只剩嘴了，你说搞我不搞你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当做内部的要求。作为中央高层来说，也认为权力不是那么容易运转，胡温就遭遇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四川的尴尬，在美国小布什不会政令不出白宫。社会现在也是想改革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改，让大家知道不是对抗的，大家高度一致，那就开始改了。怎么改呢？看看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等，都可以学一点嘛，经验论，价值就出来了。
【现场提问2：】现在社会的矛盾你说是消费引起的，中国现在消费一直是内需不足，我们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对比，我们的消费力是比世界低20%-30%，高消费的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出现普遍的精神萎靡和道德丧失的状态，我们精神萎靡的状态你不认为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和政府的不诚信造成的吗？首先历史是什么呢？我们以前是相信儒家道德，后来批林、批孔，把这些东西扔到垃圾筒里。后来我们相信道教、佛家、基督教，但是共产党是无神论，所有的教派也是变成了垃圾。后来我们相信了共产主义，现实却是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却宣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改革我们相信政府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落到了利益集团的手上，你认为都是消费的错吗？
【任剑涛：】我的消费社会的概念不是你的消费的概念，消费指数怎样，跟我的讲话没有任何关系。消费社会恰恰是你担心的，从信仰到制度安排，到社会情形共谋的结果。你的表达是对的，但是你的质疑和我的关注不在一个问题上。消费指数是现实物化消费的具体指向，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差距，恰恰你在提问中已经给我答案了，因为我所有一个完整的现代消费国家和欠完整的消费社会，我们只是在经济扁平化的消费，而发达国家政治产品、精神产品都消费，因此追求宪政民主，这恰恰跟你的关注是一致的。现在牧师也是一种消费状态的牧师，八小时上班，下班以后就不是牧师了。这就是很多西方保守的天主教徒痛心疾首的地方。消费和消费社会不是一样的，消费是贯穿在消费社会的整体精神结构里，你的担心和我的批评是一致的，但是不是先消费后社会了，这就跟我的理解有距离了。
【现场提问3：】请问
【任剑涛：】某种意义来说，专家和利益集团的合作，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在消费社会里，尤其是政治产品不能规范消费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除非有一个社会公众结构，经济学家不能出来分析，对那一支股票的增长就显得有利，我手持的股票就马上会增值，这是目前中国的状况。但是另外即使健全的社会，声音也会有两种，一种跟利益集团有关的建设性意见，在一个工商社会里有利益诉求，如果说没有控制住，我们的反思不是去骂这些要谋求共同利益的经济学家或者共同专家，而是要骂体制安排，使他们有谋求公共利益的空间，但是只发泄成对经济学家的愤怒，把吴敬琏、厉以宁以骂了狗血淋头。专家出来，你应当高尚，而你怎么居然卑鄙呢，人总是有卑鄙的愿望，包括我自己，我也想生活的更好啊，我讲一句话就来几十万，为什么不为呢？但是社会要控制住，讲了十句话也拿不到钱，你讲话的公正性就增长了，所以中国要有一个逐渐健康成长来判断专家意见的一个成熟过程。而这一点恰恰是互换着我们的自我判断，专家判断我们信不信，那是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判断可靠不可靠，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要不要我们自己的判断，专家和利益集团勾连的批评，我们究竟基于什么层面判断，恰恰看我们有没有个人理性断定能力的一个指标。
【现场提问4：】
【任剑涛：】两个角度回答。一个是我的职业敏感性，我当然愿意是发起政改的信号，我研究政治学，我始终在讲中国的发展，政治学家作为四大科学家的类别，唯一没有出场的机会，因为八十年代社会学家很时髦，接着经济学家时髦三十年，经济学不能解决问题，涉及到产权法律设计的问题，还有法家学最近时髦，而政治学家被这些人替代了。从政治操作的角度来说，我作为一个职业的专业性的分析，我认为解放思想和推动新一轮发展内涵可能比较复杂，毕竟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操作，不像发达国家具有强烈的可视性，你怎么做我可以看出来，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些是雾里观花，朦胧美。规范权力交接避免暴力易帜，这是我曾经发表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大家都在表态坚决解放思想，但是目前只是一种态度，至于能不能像你说的，有待于观察。
【现场提问5：】
【任剑涛：】这个问题实际不能我来讲，你是公民，你有什么样的观念和行动，要自己作主。如果我就说每个公民应该行动起来，应该搞事，那就不是公民了。包括我们的大学生，我始终说你18岁进入大学，对不起应该自己判断、自主行动，但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社会责任，要自己区分清楚，我无法替代进行判断。当然我可以有我的愿望，我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公民能够在维护自己权利时，不要始终是依附性的行动，现在的维权行动基本上公民都是依附性的，就看某一个人登高一呼，出头。我不是说学生像八十年代一样，有什么愤怒就上街游行，但是学生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因为你有学生组织，也可以有社会空间，尤其是我们现代媒体发展的很快，南方集团的改制是推开了中国传媒现代化的大门，你有声音就可以讲，或者你学生组织之间是可以交流的，你出去之后就是良性的公民分子，自然可以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上，我的愿望当然是有，但是你怎么行动，那是你自己的事，对不起，走你自己的路。
【现场提问6：】
【任剑涛：】这种意义上，国民性具有虚构性，我199年出版的《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的探讨》，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后来在UCLC任教的刘鹤，说国民性是心理结构的产物，有问题。
【现场提问7：】
【任剑涛：】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认为没有用，没有必要表达我认为不认为。为什么呢？这决定于执政党对我们制度的选择，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很难提供答案。我一做政治算命术士，就破产了。从中国政治常量上分析，我说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长过程的状态，如果是变量来分析，我们只好抱一个无知者的态度，因为哪一个变数出来就不知道了，迅速就有了，当年苏联那样的状态，我们怎么知道呢。
【现场提问7：】你不觉得你作为一个教授有责任去推动吗？刚才您说要有公民社会，为什么会执政党来推动呢？
【任剑涛：】你又错误的得出了结论。因为他是要我断定什么时候才可能。我断定是我们渐进的公民行动推进，一个是预测结果，一个是要不要过程。要不要过程？当然要。我今天在这里讲，我相信就是过程之一，或者是沧海一粟。我同意你的看法，没有问题，但是我预测结果，我是坚决拒绝的，经济学家们老是破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非常自信的预测明年房价涨多少，结果明年房价没有涨多少，因为他们不是算命的，因此我拒绝进行政治算命。
【现场提问8：】今天是冲着
【任剑涛：】你的问题就是，不要在这里起哄一阵，然后自己躲起来，如果这样，我就是非常滑稽的人了。我不是说一定要给大家表态，在我的职业和行动能力状态中，我努力在推进我自己所愿意寄托的政治理想，所以在广东有人已经告诉我，真假不论，因为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一听表扬我也会沾沾自喜，但是另外一方面，思想的撞击也让我们面对问题，所以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应该有。广东一提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第一个重新发出改革无禁区的说法，就是我发出来的。
羊城晚报采访我，我也为南方集团一个报纸写了长篇评论，所以发不发出来，我也不知道，当时编辑告诉我，改革无禁区这个题目一定要社长批准才行，当然我也不是那种愤怒者，要到街上烧轮胎。我还提出一个新的政治生态的建构，南方日报也有大篇幅的采访。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状态，各自去推进，各有自己取向的不同、行动方式的差异，我们相互尊重，不要把改革的行动方式单一化，就一定要坐在省政府面前，才
【现场提问9：】汪洋书记说深圳需要摆脱内地化，有世界眼光，与新加坡相比，但是只涉及到GDP的比较，那么汪洋书记是否也提到深圳的政治改革、公共管理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包括李光耀是威权统治等。
【任剑涛：】他没有向我说任何问题，是我向他谈我的思考。
【现场提问10：】我是学伦理学的研究生，有人认为伦理学是政治学的照搬，道德伦理建设面临一个尴尬的困境，请问你认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观点是怎样呢？
【任剑涛：】简单来说，因为我自己号称我是研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实际上政治哲学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比如说公平、正义，哪怕效率本身，怎么出效率，也是一个道德哲学要反映的问题。一切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的安排，为什么趋向于民主和宪政，实际上就是受道德哲学的公平诉求，平等愿望所制约的，如果仅仅研究政治体制、研究政治哲学，而研究道德哲学的基本判断和约束，就不可能成功。西方国家的研究里，道德哲学是基础，政治哲学是设计，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在哲学系，现在我国还是在政治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我们共勉。
【现场提问11：】
【任剑涛：】这个问题就跟刚才一个问题非常相近。消费主体你说他们的权利觉醒不足，一盘散沙的状态，我报告一个新的情况，并非如此。消费者的权利觉醒跟消费社会的主体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消费者绝对不会说自己没有权利，我买了房子结果砖头掉了，我就愤怒了，紧密贴近你个人的消费状态和消费愿望的，中国的消费者不是权利没有觉醒的。但是，我们消费社会的权利觉醒之后的维权状态就不像发达国家那么有效了，因为我们的消协基本上是附属性的官方组织。消费者权益跟日常消费是有紧密关系的。香港一位学者王少光，根据他追踪八年的研究，消费者为了维权形成的城市未经登记的民政组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有多少个，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很震撼，我不相信有这么多吗，但是就是有这么多，只不过我们没有参与，因为跟我们消费的实际损害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用参与。八年的追踪调查，八百万个，全国范围。而最能够体现这种消费维权意识的，而采取激烈公民行动的，尤其是组织行动的，就是我们广东。最鲜明的，一个是深圳，一个是广州。比如说城市的房地产维权，那广州和深圳是非常激烈的公民行动，以至于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当然没有打压，因为没有涉及到政治行为，而是消费行为。中国现在的权利意识的成长，远远超过了西方社会在五百年的现代发展当中的那个成长速度，我们三十年成长的速度，我有一个判断，中国三十年的速度走过了西方三百年的速度，所以不要对中国的公民行动没有信心，我觉得中国的公民行动可以有充分的信心，中国人是一个学习能力最强的族群，这一点我们学的很快。
【现场提问12：】
【任剑涛：】又是打中了我的人性弱点（笑）。
【现场提问13：】你好，
【任剑涛：】当然有社会因素、体制原因，但是也有大学生自己的人生志向问题。我自我表扬一下吧，我以职业惯性发动了二十五六年，我觉得我在能够讲的时候也讲一些，可以讲一些意见，而且我也维持了自己的基本个性。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是个体选择和定位的问题，还不是社会氛围和体制因素的问题，这一代大学生成长起来，因为独生子女，相对贫困解决了，成长的环境稍微比较宽松，所以对于自己进入社会之后，其实缺乏批判思维遭遇现实状态的调整能力。潜规则有没有？永远都有。发达国家有没有潜规则？也有。我们进入社会里，你要把大学里的高端理想从底层行动开始兑现，比如说当公务员，就学会端茶倒水，就有什么关系，对刚刚分来的海外博士都是这样的口吻，来了，首先讲好一堂课，在我面前要表现好，否则下一步的发展就成问题，评职称我就不会给你。首先你要知道职场规则，但是你不要对职场规则和潜规则就完全彻底的沉浮了，你要保存自己的个人理想和保存个性，一方面协调，一方面保存个性，因此你在社会里，其实不仅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人格就是外圆内方，如果你到那里都是挑衅，还有什么社会氛围，哪怕是德国，马克思?韦伯是三个德国社会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但是两年之后就被开除了，因为走到那里都是挑衅的样子。有人问我，又能这样个性，又能成功，我说我狡猾的一面，你没有看见。
【现场提问14：】
【任剑涛：】我刚才也讲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宗教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我们建立宪政民主的公平法治社会，我们不能动辄就用信仰的匮乏来说我们建立公平法治社会的缺失，国内有一批可爱的学者始终说要以基督教弥补中国的不足，但是主张儒教的人就是顽强抵抗，这些都是想在公平法治社会进行信仰争夺。我想这些争夺都是多余的，尽管西方国家在宪政法治社会的建立上依赖于基督教，但是产生这个理想社会类型之后，就变成了契约型的社会，所以要有社会契约观点，更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契约性的信念，我们的公平、法治是来自于每一个公民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宗教建构，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走向基督教式的宪政结果，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但是建立这样的宪政共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信念共识，不是来自于我们的道德感，而是对公民权利的把握，只有每一个人对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自觉，都愿意有维护权利的行动，而不是依附性和仰赖性的，我们就可以达到宪政共识。公民共识和宪政共识之间有一个吻合关系，绝对不来自于我们的信仰，宪政不需要向上的信仰，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中国这几年有一点麻烦的，我认为就是想用信仰的弥补来弥补社会的缺失，反而契约社会规则被忽视了。私人不仅仅是说个人，社区里基督教或者儒教的群体，对不起，拿来来当做国家的东西，那是你私人团体的事，大家应该关心公共领域的，只能是约定。所以建立国家核心价值其中，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上有一个社会契约。
【天涯社区：】广东在宪政建设方面，较只其他省份有什么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任先生从改革开放以来自己的消费有没有提高，如果有提高的话，为什么会选择提高消费？你的这种消费生活是不是损害了你的精神生活？
【任剑涛：】今天有几位朋友的提问总是反讽的状态。第一个问题，广东的宪政建设某种意义上是领先的，我作为政治学的职业工作者是比较关注的，广东五六年前就通过了地方政府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人大的决议，这就是国家权力限制政府权力，就是宪政，广州市人大也通过这个决议，人民日报也采访过，登在政论版第一版，人大通过的决议，就是人民意志，政府必须要执行。还有就是广州市人大视察广州市政府系统工作，单位不由市政府提供，而是人大直接点卯。当然在一府两院的监控里，广东还没有走出非常有效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做法在全国是领先的，比如说广州市人大跟广州市财政厅就财务公开电子联网，花了多少钱马上人大财经委就知道了，是实时监控了。我们这个学院也是对此进行了研究，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了公共预算的学术讨论会。差不多十年前，广东就下达决心，广信重组粤海破产。所谓宪政就是限制政权、限制权利，我们不用理解的太复杂了。
有什么不利呢？广东公民因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发财的契机，确实弱化了康梁以来的社会关注，社会心理对改革还不是很有利，我五年前就提出坚决杜绝以务实来概括广东人的精神，这三十年来政界、学界都在以务实概括广东人精神，现在我们应该把经济上赚钱的务实，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务实，我们要变不利为有利。
第二个问题，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号称自己是参与者、观察者、分析者，凤凰卫视世界大讲坛讲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位是这样的，1978年进入大学，刚好进入大学，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了，就开始改革开放，所以三十年来，首先是各种活动我都参与了，1980年开始的民主选举，我在大学里参加活动，为我的师兄拉票。一直到今天为改革开放的呼吁。但是作为政治学的教授，我是分析者、观察者，我要观察内在的结构，以及分析本身的内在关联。
我的消费状态，当然是有极大的改善，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大学快毕业时，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当时全校四千学生只有两台电视机，女排精神当时很有感染力，前面欢呼好球，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也欢呼好球。现在家里有两台电视机，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消费了。而且我们匪夷所思，当时在大学研究院根本不敢想象有个人住房，现在也有了。所以消费的改善，所以让我对人生产生满足感，懈怠我的斗志，这是客观的自我检讨。所以在大学毕业二十年，当时广东有一个媒体做了一个七七、七八现象，就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