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的七月，孩子参加高考。当时我在某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三级公司当书记，根据当地的习俗，作为书记的我也未能免俗，还是和众多家长一样，汇合到送考的大军中去。孩子坚决反对送考，没办法，为不影响其情绪，只得佯装不去。待其出门后一路尾随，像盯梢的特务，躲躲闪闪，生怕她发现。孩子进入学校，在班主任那里取了准考证，和同学嘻嘻哈哈进入考场。

我没事了，但不想离开，有公司电视台记者采访，随便说了说自己的心态。周围的家长很多，有的坐在树荫下聊天，有的看一些水货高校的招生宣传资料，他们都带着吃的、喝的，准备孩子一出来就迎上前去。

我觉得干等也不是个事，于是就到小学去坐坐，找老同事聊聊。学校的校长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不认识我，问我找谁？我说找书记和副校长，书记是我的同事，副校长是我的学生。第一节课下了，两个人都来见我，寒暄之后，我讲借宝地小憩如何？回答是没有问题。请教有关高考问题，书记懊恼地说别提了，孩子考砸了，只上了个专科，不好意思多谈。看来七月考学生，八月考家长，此言有道理。不过在科级干部用火车皮拉的单位里，没有关系，八月份我还是无能为力。

五场考试结束了，孩子彻底放松了，睡觉，看电视，那是在弥补备考期间甚至是高中期间的生活缺失。

翻看《湖北招生》，研究多年来招生状况，勾勒几个志愿组合模式，和孩子交流意见，每天晚上都思考到很晚很晚。

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听取学校领导的忠告；参加高校的咨询会，买了一些有用或无用的资料。孩子估分是５５０分，我有些遗憾，这个成绩可以上一本，但不能进热门专业。算了，听天由命，随便拉倒吧。我还是把精力放到本职工作中去，到各个厂看看职工的情绪，检查一下安全，强调一下防暑降温，翻看一下考勤，回办公室听取汇报。白天好过，晚上难熬。把自己设计的几个志愿方案拿着与高三老师商榷，他们都不肯发表明确肯定的意见。难过啊！可以理解，谁有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的本领，都没有嘛。

结果稳一点算了，报武汉大学。假如成绩是５５０分，应该可以录取。假如高于５５０分，可以上热门专业。假如低于５５０分，只有厚着脸皮找关系咯。我有同学在武大当教授，也有学生在武大当教授，到时候去找找，说不定有戏。

１６８查询台晚上十点可以查分了，家里人都没心情看电视，让电视开着闹着。十点一到，我就开始拨打起来。一遍不通，二遍还是不通，反复拨打，直到第六遍打通了，拨出准考证号，电话里报一科的分数，我就复述一遍，让老伴记录下来：

语文　１３８；数学　１１５；历史　１１６；

政治　１１５；外语　１２８；总分　６１２。

我惊喜得高叫：好啊！好！孩子没有作声，她对自己太严了，估分太保守，此时的她无动于衷，甚至不愿打电话和同学联系了。

次日一早，我到学校领取分数条，那是个重要的文书，上学必须要交给录取学校的。一到学校，碰上了学校的书记，她问明我的来意，得之孩子的名字后，奇怪的问：你的孩子是怎么教育的？为什么和你的侄儿悬殊那么大？书记原来是我侄儿的班主任，但不知道我的孩子正在高三。她说你的孩子是学校的优秀生，上一类没问题，关键是事先填的志愿合不合理。我不知道合不合理，不知道全省情况如何。回家的路上，校长从的士上下来，截住我，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连连祝贺：“你的女儿是本市包括郊县在内的文科状元。”我感谢学校领导的重视和老师的培养，也遗憾的告诉校长，志愿填的不理想，没有报北大清华。

与我共事的公司经理为我高兴，见了客户都介绍说我是今年本市文科状元的父亲。私下却对我说：“你有一个争气的女儿，但女儿却没有一个称职的父亲。”我无言以对，那份遗憾只能默默地藏在心里。这是制度造成的，我不是一个敢于冒险的家长，也怪不得任何人。

后来，情况明了：全省文科６００分以上的６６人，孩子估计进入前三十名。即使进了北大，也是只能上中文历史专业。湖北的高分保护线是５７０，一类线是５３２，孩子的分数超出一类线整整８０分，我的天哪！那８０分该是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呀？我这当父亲的没有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没有经常和老师沟通交流，没有尽早的了解录取规律，这个错误没有机会改正了，因为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

后来武大的招生老师说：“你可以申请重报专业，你想读什么都可以满足。”这样女儿就成了武大某热门专业的第一名新生。

不过，遗憾归遗憾。孩子在武大四年，没有自暴自弃，还是认真学习，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毕业时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取得经济学、文学、法学三个学位，取得保送研究生资格。

孩子大了，她不想父母继续为她操劳，放弃了读研的机会，应聘到深圳某金融单位就业，成为深圳建设者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