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血性、理性两个词使用频率较高,那是因为海外留学生发起了反分裂、护圣火的爱国活动,也是因为国内若干大中城市民众自发开展抵制支持达赖分裂行径的所谓商家。我们从各个途径看到:一边是五星红旗飘扬,激昂的口号,义愤填膺的人民,另一边是少数人非常理智的说着要“理性”。有趣的是,某网站还开展了血性和理性的辩论。由此看来,说说关于血性和理性的话也算不上多余。我们知道,每当遇到突发的紧急的危难关头之时,血性和理性就像道选择题摆在大家面前。
说起血性,人们往往第一印象是“冲动”,是一种没有深思熟虑的“即兴”,是一种不成熟的反映。观其实质,血性乃是一种激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刀山火海无所惧,甘洒热血写春秋”气慨,核心是强烈的正义感。没有正义感的激情才是冲动,因为行动没有思想指导;有正义感但没有激情也就没有血性,因为热血没有沸腾,理智压抑了感情。
再说理性,理性不是贬义词,人们也需要理性。理性往往表现得冷静、含蓄、理智,给人一种循规蹈矩的感觉,“以不变应万变”,凡事都注重合法化、规范化。
那么血性和理性是不是对立的呢?我看不是。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血性和理性就像一张扑克牌,血性是“牌里”,是“内容”;理性是“牌面”,是“形式”。也可以说它们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血性作内涵的理性是披着“理性”外衣的空壳,没有理性作指导的“血性”是盲动加冲动。用到人身上,我们不妨这样解释:没有血性的人是懦夫,没有理性的人是莽夫。
既然我们既需要血性,又需要理性,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该表现“血性”,什么时候该表现“理性”呢?血性和理性都表现到什么程度合适呢?
一句经典歌词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什么时候该表现出人的“血性”,那就是梁山好汉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只要是道义在肩正义在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错,如深圳卖烧烤的小贩王祚炳。这个时候假如有人指责他没有理性,你既不是警察,又不是巡防员;既不是保安员,又不是执法队员;自己连个市民的资格都没有,平时还是被城管执法队赶得飞跑的“违法者”,那也不算说错,的确那时的王祚炳没有这些“理性”,有的只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有的只是见义勇为的“冲动”。
表现理性是有相应条件的,起码时间允许考虑具体的怎么办才是有理、有利、有节,怎么办才是合法的正当防卫。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见义勇为,或者危机关头挺身而出,例如今年春节的雪灾中,唐山的电力抢险队来到湖南帮助恢复供电,这是可为而为之,湖南人民感谢他们。
有人算不上强者,例如湖北水布垭的农民两次冒着被泥石流吞噬的危险,拦住重庆的两趟大客车,挽救了两车旅客的生命,这是可不为而为之,因为他们不管没人指责他们什么,我们歌颂钦佩他们。
有人可为而不为之,比如在公交车上,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偷盗或者调戏妇女或者抢劫财物,许多人不吱声,不敢或者不愿发出怒吼不愿伸出援助之手,为此我们痛心疾首,人们也大叫“血性男儿”在哪?
当然,也有不可为而不为者,或者身单力薄或者敌众我寡或者形势不利等等都有可能,待到安全地带再报警再设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可恶的是假理性份子,说一套做一套,说得天花烂醉;该做的时候畏葸不前,前怕狼后怕虎,浑身上下筛糠,没有一点正义感,有的只是一己私利。比叶公好龙还令人鄙视。
我们不是一个狂热的民族,我们的祖祖辈辈都主张的是血性和理性的统一:既要血性,也要理性。在法留学的李洹在巴黎街头的演讲就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猛烈抨击西方反华势力的卑劣行径,大胆揭露藏独份子的分裂野心,真诚表达国人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这是血性的表现。
在演讲中,李洹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感动了在场的法国人;他们争取了集会的权利,把个别反华份子与普通老百姓区别开来,这是理性的表现。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力争将血性和理性完美的结合起来;假如某些条件不太具备,我们还是要敢于“亮剑”,敢于向邪恶“叫板”,不然的话,空有理性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