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高门槛挡不住滚滚人流
------我市户籍制度反思之一
长期以来,我市实行一种精英入户的高门槛户籍制,希望以此来引导深圳人口向低增长高素质方向发展。但实际效果却事与愿违。我们来看2000年到2007年的情况，2000年深圳人口普查的结果是：户籍人口124.92万,常住人口700.84万,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比为1:4.61,人口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市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66.52%。8年以后的2007年,户籍人口182万,常住人口1404万,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比为1:6.6,户籍人口倒挂的情况更加严重!由于2007年不是人口普查年,人口结构的状况没有权威数据,但同样没有数据表明人口结构有优化的迹象。
8年来,深圳的户籍人口仅增加57万,平均每年增加约7万人,而这期间常住人口却增加了700多万,平均每年增加87.5万,是户籍人口的12.5倍!可见, 精英入户的高门槛户籍制对深圳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控制不起作用!它根本挡不住滚滚涌入深圳的人流!它所能起的作用仅仅是使人户分离,使户籍人口倒挂日益严重,仅此而已。
这样一种已被长期的实践证明对于人口控制完全失败的户籍制度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首先,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户籍制度能够成为控制人口的主要手段吗?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执行了将近50年的“城乡分割二元制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户籍被捆绑上招工、吃粮、穿衣等种种基本生活条件的限制功能。户籍于是成为控制人口流动的基本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户籍的这些附加功能早已丧失，那么，户籍对人口控制的主要功能也就必然丧失！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了的深圳，仍想把户籍作为人口控制的基本手段，是思维模式的重大失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作为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是受市场调节的，而市场是受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调控的。说到底深圳的人口状况是深圳市政府的产业政策的直接后果。
我们知道，加工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中的补偿贸易（即三来一补）是深圳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实施的一种创造。深圳在取名经济特区之前，曾经想采用的名字就是“加工贸易区”。可见加工贸易在深圳的重要作用。既使是现在，加工贸易仍在深圳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07年深圳全市加工贸易出口额1039.88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76.4%。对于深圳加工贸易所占用的劳动力人数，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对深圳市GDP增长的贡献率来估算这一数据。有资料显示，2006年深圳加工贸易出口919.5亿美元，对全市GDP的增长贡献率为46%。2007年这一数字还在上升。鉴于加工贸易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市加工贸易的劳动力人数在全市劳动力人数的60-70%之间，这应当是较为保守的估计。尽管加工贸易对深圳GDP和国际贸易有较大的贡献，但其对税收的贡献则极不相称。有资料统计，2004-2007年深圳三来一补企业缴纳的地税税款对总税收的贡献率不足1%！而且国税部门收取三来一补企业的增值税对总税收的贡献率还不足0.1%！
某种产业对DGP的贡献，其实并不表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却表现了其对社会资源的挤占。如果某种产业对GDP的贡献与对税收的贡献不相称，则更加表明这种产业对社会资源的挤占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形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无效消耗，并同时表现出社会对人口的增长缺乏承受力。加工贸易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们感觉深圳目前的人口状况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反思我们还在执行的对加工贸易的政策是否正确？自改革开放之初对加工贸易实行的免增值税和仅对工缴费税征收所得税的政策，实际无异于既免增值税又免所得税。这使得加工贸易企业与其它企业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极优惠的税收政策令加工贸易企业大量用人占地、迅速扩张是必然的。而现在自2008年一月一日起，国家已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统一为25%税率。因此，所有内资企业甚至包括许多高新技术企业都已实行25%所得税税率。然而深圳的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如今仍然实行按工缴费征收所得税，尽管税率也提高到25%，但由于征收基数不是企业所得，实际还是等于免征企业所得税。这就使得我市的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目前具有更加优惠的待遇。这种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果不改变，何以阻挡这类企业进行低技术、低附加值、高劳动密集型的扩张？我们不是希望这类企业内迁而实现“腾笼换鸟”吗？试想，内地有按工缴费征收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吗？我们的优惠政策早已把笼中的鸟养肥了，这只鸟不想飞，也飞不了。
正确的腾笼换鸟政策就是要取消不公平的税收政策，让深圳的加工贸易企业与其它企业一样，公平竞争。其结果将促使一部分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创新向高技术方向发展，而停滞不前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从而以正确的产业政策引导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同时，深圳的人口状况也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转变。
至此，对于深圳户籍制度反思之一的结论是：户籍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是也不可能是人口调控的手段；人口状况是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的直接后果；想要理想的人口状况，只能求助于理想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