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经过30年改革开放，深圳已成为新经济组织最发达和新社会组织发展最快的城市区域。截止2006年底，深圳每10个合法注册企业中就有9个是“两新”组织；每10元钱的GDP中就有7元钱是“两新”组织贡献的；每10个就业人员中就有7个人在“两新”组织中就业。目前，深圳“两新”组织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到全市5000亿GDP（生产总值）的2／3。深圳的“蓄水池”效应，使“两新”组织快速成长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
以往，党团组织建设工作着眼点和落脚点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管理和工作方法，充分体现了党团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凝聚力、战斗力。相比较之下，目前“两新”组织无论在经济规模还是从业人数都呈现快速增长的势态，而党团建设工作存在着顾此失彼的不均衡现象，尽管近年来这些工作有所重视和加强，花大力气在“两新”组织组建党团组织，但在实践工作中，我们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的新路子和新办法不多，工作的空白点和盲点还不少，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党团建设模式，有许多“隐性的”和“口袋的”党团员没有“暴露身份”。
对此，笔者有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调整工作思路，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深化基层社区党团建设工作和“两新”组织中的“新社会组织”党团建设工作。
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和成熟地区的经验，进入社区，扎根社区，立足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充分利用社区的地理环境优势和人文条件优势，形成基层党团组织工作网络，是拓展和巩固基层党团工作的一块基石，也是基层党团组织建设未来需要重点探索的一条工作路径。此外，今后基层党团组织建设的一个工作重点应放在“两新”组织中“新社会组织”。非政府部门的非营利组织，也就是社会组织，已被国际公认为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晴雨表”，没有成熟和发达的社会组织及运行体制，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而中国当前每千人拥有的社团数量只相当于法国的1／90。瑞典公民的社会参与率世界最高，创建了一个每十万人口就有2300个社团的稠密社会网络。社会组织在市民与政府发生矛盾时，可以起到缓冲剂的作用，可以纠正政府的失误，可以培养市民的公共精神。能够在政府与市场中间，有效地动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而目前我市各类新社会组织约3000多家，和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上千万的人口规模来比较，我们的社会组织无论从数量，还是所占的比例都显得微乎其微，不足以发挥缓解冲突和矛盾的作用，不能够作为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晴雨表”。因此，当前应集中力量大力发展新社会组织，规范新社会组织的管理，与此同时，大力在社会组织中间组建党团组织和规范党团员管理，发挥党团组织和党团员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这是夯实基层党团建设工作的一条正途所在。
第二，建议在某些领域改革党团组织的设置方式，使党团组织在“两新”组织的“新经济组织”中尽量分离出去。
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当今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了不少新的阶层和新的领域，并且有高速发展的趋势。但是，大多数新经济组织又多处于“行无踪影，居无定所”、“时生时灭”的状态，在这些地方，党团组织设置和党团员管理遇到不少困难和阻碍，有许多党团组织的工作是进不去和影响不到的。党团组织依附在这些单位和领域，其生存空间到底有多大？笔者持怀疑态度。在大型的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例如华为、沃尔玛、富士康等公司）建立党团组织，笔者认为这是一类特殊案例，毕竟这类中大型的管理比较规范严密的新经济组织目前只是少数部分，对于这些大中类型的新经济组织，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门槛把它们区分开来区别对待。从现实的情况研判，在某些领域改革党团组织的设置方式，使党团组织在“两新”组织的“新经济组织”中尽量分离出去，与本职工作呈现相对分离的状态。进一步优化党团员的管理方式，在新经济组织里面的党团员，可调整关系转移到基层社区的党团组织，也可调整关系转移到新社会组织的党团组织，通过理顺组织关系，党团组织的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
第三，建议成立专门的党团工作队伍，加强“两新”组织党团员的管理。
管理“两新”组织数量巨大的党团员，需要一支专职而且专业的党团工作者队伍，他们是“两新”组织党团组织工作的龙头。“两新”组织党团工作队伍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一是在商会组织里面，着重加强和完善民营企业系统的党团组织建设；二是在民政系统里面，既要大力发展社团组织，完善和规范管理，也要在建立党团组织和完善党团员管理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在基层社区党团组织里面，需根据工作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党团干部；四是在社会工作者队伍里面，根据其服务的区域和人群，完善党团组织网络建设，并选拔优秀党团工作人才，建立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党团工作队伍。
文青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