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协步行到地王后面的阿锋酒楼，老公和同学形影不离，叙旧论今，不胜感慨。而坐下来才知道这一位非同寻常--是援藏干部，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党校任职的内地干部。一去就是三年啊。现在归来，留下了高原病。他幽默地说，那曲旷野不长树，我们的头上怎么能长毛，四周都是雪山，我们的头发也随环境而变色。都是动物的保护色么。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听他述说援藏的经历，忽然感到我们在深圳的所有生存挣扎都无法比拟他在西藏的洗礼。是的，我们可以观光游历那神奇的天堂，而我们无法真正在那里生存三年。旅游的感触再深，也无法和那三年相比；还有更多的援藏干部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高原的环境可以说是生命的承受极限。想起孔繁森，想起藏金贵，想起修建清藏公路和铁路的人们，想起高原上的哨所，我们在深圳所有的艰难与困苦又算得了什么？！

      与他同来的还有北大哲学系毕业，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的一个学者。当年他放弃了很多优厚的物质待遇，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用学到的知识回报自己的故土。9年过去，已经成为经济科研课题的资深主持人。

     都是值得我和老公敬佩的人。

     酒逢知己千杯少，何堪再遇故乡人。

     感触最深的是他说的那句话，和生命的经历相比，权位算什么？在生命的极限中走出来的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更深刻。于是开始渴望即将来临的假期，渴望回到辽宁的过年的行程，更渴望他带我们回到赵本山的“大城市”，开始与他们的相识、相交的缘分。